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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当下中国大城市里的" 70 后"" 80 后"世代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莫过于教育的内卷。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了，教育却更加内卷？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学习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辛苦？
原因有很多。首先是路径依赖。中国" 70 后"" 80 后"中的成功者笃信读书改变命运，他们中成功大学毕业的人，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和房地产繁荣期收入得以增长，完成了财富积累，他们也因此相信下一代的成长轨迹应该类似，舍得为教育投入，变相加剧了教育的内卷。其次是经济的高速追赶期结束了，进入转型期。转型期的就业难，学位贬值，考研、考公成为毕业的"标配"，内卷的氛围从高中传入大学，就业市场中"拼爹"成为常态。
为什么会这样？《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开启了时光机，帮助我们穿越到 30 多年前的日本找寻答案。
《以日为鉴：衰退时代生存指南》分析师 Boden/ 著，紫云文心 • 开明出版社，2025 年 8 月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团块次代"进入职场。"团块次代"是" 70 后"世代，是出生于日本战后经济繁荣期的第二代婴儿潮，父母是"团块世代"（因为大多住在政府修建的公寓楼团地中而得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第一批受益者；日本的"团块次代"人数众多，是需要争夺稀缺教育资源的一代，也是人数过剩导致内卷的一代。
父母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为下一代规划人生，在教育竞争的路上越走越远。当时的日本社会还流行着"四当五落"的论调（每天睡四小时就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五小时就会名落孙山），母亲为孩子准备考试尽心尽责；父亲再忙碌，只要家里有孩子在备考，公司也会催着他早点下班，回家帮助孩子补习。高考放榜看榜的都是父母，担心落榜的压力太重，孩子想不开。
然而，"团块次代"进入职场的时间点，恰好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原本火热的就业市场急剧冷却，原本高薪的金融、地产等行业风光不再。从 1994 年到 2004 年，整整 10 年的就业冰河期，让一整代在教育内卷下成长起来的世代沦为"失落的一代人"。
虽然，随后日本政府开始乡村大基建，短期带来了逃离大都市的机会，大学的研究生扩招也让推迟就业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公务员也在这 10 年间一度成为日本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潮流，但最终他们还是活成了"不能被社会理解的一代，也无法和自己和解的一代"，甚至他们的父辈也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为不努力，认为他们是垮掉的" 70 后"。
在当时的日本，学历贬值的一面是高学历贫穷的出现，另一面则是大公司里的好工作由二代承袭变得普遍，"团块世代"的成功者普遍为自己的子女在大企业中找工作。1998 年，《日经新闻》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发现，企业二代在当年大企业新招员工的占比高达五成。上层国民和下层国民之间的矛盾激增，阶层固化彻底浇凉了人们笃信"教育改变命运"的心。
以日为鉴，"团块次代"后来走出来了吗？他们在现在的日本又是如何生活的？
2025 年 9 月，日经指数创新高，失业率在低点，就业市场完全是乙方市场，雇主站着积极宣讲，应届毕业生坐着左挑右拣，像极了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繁荣的光景。日本走出了"失去的 20 年"，完成了制造业出海与服务业发展升级，算是完成了经济转型，就业市场也从泡沫经济期间的追逐金融、地产行业的超高薪，转向稳定，再转向多元，完成了从一个工科主导型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型，大量新中产不再来自传统工业，而是来自消费、设计、营销、服务等新兴行业。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转型中，"团块次代"成为了牺牲品。
借鉴就只是借鉴，就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也从不会上演相同的一幕。今天的中国与过去的日本，无论多相像却有许多本质的不同，比如 1990 年代日本人均 GDP 已经超过 3 万美元，而中国仍然只有中等收入国家的 12000 美元。
但我们正经历日本曾经经历过的，从老龄化迈向深度老龄化，从担心婴儿潮到生育率过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需要探索支撑经济发展的新抓手中联亿配，出海热潮中的巨大机遇 …… 这些让日本的经验成为重要的参照系，让我们去思考经济该如何转型？改革该如何推进？社会问题该如何解决？
第一，实现经济转型，必须理解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需要将经济发展置身于全球科技变革的大势中研判。
从长期来看，影响经济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而人口结构又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战之后的 1950 年代，经济复苏催生了日本第一代婴儿潮"团块世代"。二十多年后他们结婚生子，催生了第二代婴儿潮，也就是"团块次代"。
如果经济发展持续，那么到了 1990 年代，应该出现"团块三代"婴儿潮，这也是当时日本政府所预期的，认为 1990 年代每年出生人口应该是 160 万，但最终整个 1990 年代只出生了 1100 万人口。
日本社会对人口趋势的严重误判，导致 1980 年代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提前刺激生育率，到 1990 年代新生儿开始暴跌才幡然醒悟。这当然只是小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泡沫破裂导致一代人从就业开始就面临挑战，结婚和生育都受到影响。从社会演变趋势来讲，第三次婴儿潮未能实现而造成的缺失对社会影响极为深远，日本人口就此进入长期螺旋下行轨道。2024 年，日本新生儿总数首次跌破 70 万人。
1990 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为了不演变成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就需要保证房地产不断供，保证"房奴"一代至少还有工作，所以政策选择了保企业、保就业——保已经有工作的人的就业——其结果则是牺牲了"团块次代"，也就是 1990 年代进入职场的那一代人。
这种政策选择还产生了一系列严峻后果：导致僵尸企业横行，银行坏账长期掩盖，企业融资陷入困局，对新兴产业缺乏投资。海量资金用于救助企业而不是用于发展科技，其结果只是推迟了金融危机的时间，日本银行的坏账危机从 2006 年开始陆续暴雷，也断送了以芯片业为代表的日本高科技产业的未来，让曾经如日中天的日本消费电子产业错失了开始于 1990 年代的半导体 / 手机 / 互联网革命。
东芝就是一个例子。1994 年后，以东芝为首的日资半导体企业主动采取了消极的设备投资战略，降低半导体工艺更新频率。竞争激烈的芯片行业不进则退，到了 1998 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芯片大国。
政策失误也体现在重短期应急政策，轻长期发展战略，乡村基建计划就是一个例子。从 1992 年到 1995 年，日本总计实施六次大基建，新增 40 万亿日元基建项目，大多在乡村。乡村基建依赖举债模式，导致了严重的地方债务负担。
1999 年，日本地方债务高达 180 万亿日元，是 1989 年的三倍。其实到了 1995 年，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过量的基建投资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已经十分微弱，代价却是挤压民生建设。
1990 年代也是日本老龄化社会的开始，原本应对急病的医疗体系，在转换应对老龄人口慢病问题时出现了医疗成本激增的问题。财政困难，就需要医疗控费改革，压力大多被转嫁到日本制药企业身上。
1990 年代是全球从化学药向生物医药转型的关键阶段，日本却因为医疗控费改革成为罕见的新药研发处于负增长的发达国家，这直接导致刚进入 21 世纪日本生物医药领域就迎来大溃败，成为继高科技企业之后下一个经济转型的牺牲品。
第二，应对老龄化社会，绕不过公教改革与医疗改革，好的改革不仅夯实未来发展的基础，也会推动新发展机遇。
到 2020 年再去看日本的医疗改革，虽然短期制药行业遭受重创，但长期而言却取得了成功。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到 2020 年，日本医保药品支出仍未超过 10 万亿日元，与 1990 年相比，增长不超过一倍，而这 30 年间日本老龄化程度翻了三倍。
应对老龄化需要对老龄化社会的医疗需求做深入分析，除了慢性病取代急病成为重点之外，老年人的就医需求也有明显不同。他们人均就医次数比一般人高几倍，且诊疗时间长，因此老龄化患者消耗的医疗资源并不是加法的概念，而是乘法的概念，需要对医生和医疗资源结构做大调整。
日本医疗改革有几点成功经验值得仔细学习：中联亿配
首先是针对老龄化的医疗改革，将老年人就医与普通人就医区分开来。老年病很多是慢性病，如果不加区分会占用更多医疗资源。日本的做法是完善了分级诊疗体系和以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为主的康养体制的双轨制，缓解老龄人集中就诊的冲击，增加医生普及度。此外，培养药剂师作为第二医生也带来了许多好处。
一是让药剂师成为以老年病患为代表的病人的可信赖的伙伴，成为治病的重要建议者。二是药剂师制度又与私立医疗体系成功结合，形成遍布日本社会的诊所药店复合体模式。到 2022 年，日本共计有 11 万家私人诊所，6 万家药店与 8000 所医院。
此外，独立的药剂师还兼具双重身份，既能站在病人的立场上形成对医生的"制衡"，防止过度医疗，又能站在医保的立场上推动便宜仿制药的使用。
其次是对制药业的改革。制药业曾经一度是政府财政改革的牺牲品，以控费为核心的医药集采带来的压力导致日本的制药业一度对创新药投入不足，更加剧了行业的内卷。曾经的日本的制药业和中国一样，小厂林立，有超过 1000 家。医疗改革最终成功的后手是通过各种手段推动制药业整合成 100 家左右，形成一定程度的寡头垄断，收入集中度大幅增加，推动日本制药业的重生。
再次是对医保的改革。建立国民护理保险制度与 DPC（诊断群分类）支付制度，核心是打破医院和病人（尤其是政府兜底的老年病患）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让医院与病人相互制衡，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滥用。
比如，其中一项核心改革措施是考核医院病床的使用效率。效率提升医院可以获得奖励，如果效率很差医院则需要为额外的成本买单。这种效率的追求带来的结果是日本的医保并没有因为老龄化的深入而大幅增长，当然也带来了医疗资源冗余不足的问题，在新冠期间导致医师集体崩溃。
回望 1990 年代的日本，我们观察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因为泡沫破裂需要立刻转型，但同时人口结构开启老龄化和少子化转型，两者恰好在这一当口交织，极大增加了政策设计的难度和改革的急迫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财政收入因为经济停滞而停滞，但社保开支却会因为老龄化而不断增加时，减员控费是必然。
日本推动了针对公务员、教师和医生的一系列改革，将大量原来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费用推到地方。可以说除了医疗改革最终被证明大体成功之外，其他的改革都是既不容易，也怨声载道。
但控制住成本的医疗改革为日本经济的多元化转型奠定了基础。2010 年之后，零售、信息和医疗为主的三大服务业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年均增长 7%。
第三，从工程师立国转型到多元化社会，需要出海。
过去 30 年，日本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出海。到 2022 年，日本海外资产有 418 万亿日元，已经很接近日本国内资产 545 万亿的规模，等于成功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
如果说 2024 年是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的元年，那么 1994 年则是日本出海的元年，甚至被称为就业寒冬中的出海暖流，可见其效果之明显。
日本企业 30 年前出海的态势与 30 年后的中资类似，一方面是在新兴经济体建厂，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开拓市场获利，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全球与欧美企业竞争。唯一的不同是全球化的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简要分析起来，日资出海分成三步走：
第一步围绕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扩散影响力；
第二步利用优势产业带动全产业出海；
第三步打造品牌文化壁垒提升产品溢价。
其核心的发展模式是围绕产业链的抱团出海，在国内保留高利润产能，通过产业链协同合作，尽可能利用海外订单反哺本土供应商，然后再带动这些供应商出海，从而形成正循环。出海也有助于日本的中小供应商的生存和发展，确保日本和德国一样拥有不错的隐形冠军小企业，而不是像韩国那样因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而成为由财阀掌控经济命脉的国家。
梳理日资出海的经验，有两点特别值得中资借鉴：
首先，日资制造业出海的黄金期只有 10 年。以日本的经验，出海必然会促进新兴市场供应链的发展，10 年左右就能开始产生产能替代，以海尔和海信为代表的中国消费电子企业打败日企就是案例。中资制造业出海是否也会在海外催生出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值得观察。
其次，到了出海的第三步品牌出海阶段，服务业的出海会起飞。日本就是在 2000 年之后加大了对海外非制造业的投资。这将开启全球化的新阶段，也极大推动本国经济的转型完成——从工程师立国到多元化社会的转型。
现在来看，日本股市市值最大的产业分别是工业、消费品、信息产业和医疗健康，占了市值的 65%，而后面的三个产业都是泡沫经济破裂后发展起来的，其市场和工业一样，很大一部分也在海外。相比之下，金融行业市值占比只有 8%，地产不到 2%。换句话说，服务业的提升，多元产业的发展，是日本经济转型成功的标志。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出海。中国创建了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生态，从以微信为代表的涵盖社交、金融、媒体的超级 APP，到高效快递物流网络支撑的电商，再到抖音（TikTok）掀起的短视频经济。中国数字经济生态和强大的制造实力也孕育了全新的商业模式，比如 Temu 和 Shein。
这一生态既有与亿万用户实时互动所积累的持续迭代的经验和算法推荐的实力，又有非常强大的物流与快递体系的支撑，当然还建立在中国制造的规模实力与柔性供应链的快速响应基础之上。如今更多中国企业正在选择全球化，它们的机会和挑战是如何将中国数字经济的成功经验和中国制造的规模优势有效连接，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跨越发展。
最后，总结一下。通过《以日为鉴 : 衰退时代生存指南》一书回看 30 年前的日本，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四点启发。
第一，在房地产引擎熄火之后，需要完成制造业出海与服务业的发展升级这两个转型。制造业出海面临地缘政治和贸易战的困局，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则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就业。两者的发展都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能否完成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大转型。
第二，处理好经济转型与人口结构转型交织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老龄化、少子化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地方债务的问题和利益集团的问题，代际传承、阶层固化的问题，等等，殊非易事，需要不断地政策讨论和持续推动的改革，会产生失误和偏差，但所取得的成果必然会为整个社会转向多元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中国不会犯日本当年为了救经济而错过全球技术大潮的错，中美仍然是 AI 这一大浪潮最主要的弄潮儿。但 AI 也会给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转型，尤其是多元就业的转型，带来本质的改变。消费、设计、营销，这些传统文科生的岗位，和信息行业，也就是大厂中传统高薪的码农岗位，如果被 AI 替代了怎么办？这些都是日本经济转型之后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新技术的颠覆带来全新挑战。
第四中联亿配，出海是经济转型的重大机遇。和 30 年前的日本不同，贸易战和逆全球化的大背景必然会给中国出海带来不小的阻力，但中国数字经济模式的出海又相较与日本依赖成熟供应链的出海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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